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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代化社会建设进程中,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建设的基石和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也可以看到,随着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加,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这是一部商业意义极强的电影。有抢劫,有歹徒,有歌舞女郎,还有谋杀。这起事件是由于高平被骗引发的。但他并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他想拿走所有偷来的钱,请人做一场表演。不料,偷鸡不成蚀把米,有人砸破了他的头,抢走了他的钱。于是寻找这个“城里人”就成了高平的执念。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与“越南姑娘”阮红陷入了一段由胁迫和强奸组成的爱情。高平和阮红具有典型的边缘人特征。阮红依附于黑帮老大的情妇,但在受到高平的迫害后,他平静地服从了。她体现了弱势群体为了在强大的社会中生存而做出的自然选择。她是黑暗中的诱惑,一步步引诱人们走向黑暗。片中,高平和冬子两次跟随阮红。两人第一次看着阮红一动不动地走进漆黑的小巷。而阮红第二次停在了光明与黑暗的交汇处,一边是光明,另一边是堕落。如果高平没有绑架阮红,如果他选择站在光明中,拒绝黑暗的诱惑,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但高平没有,他选择走进黑暗。
高平是农村人。他一直在生活中挣扎,再也看不到农村人的淳朴了(高平对东子说,我以前也是这样……)他对朋友有情有义,一无所有每天要做的事。穿着正装,有几分狠劲。但正是这种激烈的态度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高平虽然知道自己和东子是同村人,但他与社会的联系却不如东子。高平的存在无根无缘,就像一阵风,突然出现在影片的开头,事故的消息却悄无声息。
冬子最不像边缘人。说他是一个边缘人,因为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他不同于光鲜亮丽、正派的都市人,是主流文化之外的异乡人。我靠扁担挑货,一天只能挣几十块钱。与物质需求拼命挣扎,却没有精力去照顾精神需求。所以当有魅力的阮红出现时,一方面他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他的物质需求也得到了扩展。但他没有高平的果断和戾气,他是一个胆怯且比较木讷的老实人。他只敢透过门缝偷偷窥视高平和阮红的结合,悄悄拿起阮红的高跟鞋安抚自己的性幻想。他暗自对阮红的崇拜让他有些血性,但这种虚张声势只有在面对高平身边的人时才肆无忌惮地流露出来。当面对歹徒打骂阮红时,他的血性又消失了。
周星对中国电影艺术史上的冬子的分析非常精准(317):冬子的存在是新一代电影的一个特色。如果说黑帮老大是现代社会污秽的代表,阮红是污秽的受害者,高平是正常边缘无家可归的烈士,那么冬子就是正常生活的尴尬化身。他代表我们普通人,被迫承受世界日益恶化的现实,看着黑暗势力的横行,看着理想的破灭,朋友的死亡,他无能为力,只能默默承受。最后,他成为了一名建筑看门人,没有食物、没有住房、没有钱。这种人生的无意义感不知为何就出现了。他被高平殴打时突然爆发的勇气和愤怒早已荡然无存,他的生活在经历了高平带来的动荡之后就像一潭死水。他服从,忍受,麻木地活着而不是活着。他的悲痛远大于劫后复生的阮红和勇于杀戮的高平。
来自越南的高平、冬子和(可能)阮红都是外国人。一般来说,与城里人相比,外地人是一个边缘群体。他们在城市里孤立无援,而长期在城市里的高平就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东子。影片中,两人似乎与社会隔绝,与外人没有任何接触。在他们的语境中,骗高平钱的人总是被称为“城里人”。而阮红与主流格格不入。她不仅是一名妓女,更是一个社会底层的边缘人,更是一个异乡的异乡人。她体现了所有强权社会对非主流弱势群体的迫害。影片用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片段揭露了主流对边缘人的虚伪关怀。阮红被捕入狱后,电视台记者前来采访,打着正义的口号,用自己的行为教育别人,实际上却把主流文明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但是城市居民和陌生人之间的对抗并不是一直存在的。高平冬子的房主是地道的武汉人,说着地道的武汉话。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看到东子的困难,拒绝了东子的房租,并且给东子提供了一份工作,包吃包住,都是有钱人。这不能算是主流对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救济。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部比较温情的电影。冬子的血腥生活虽然平淡无味,但在城里人的帮助下,他有了一份可以保证日常生活所需的工作。首先满足物质的需要,然后再考虑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虽然都市人与边缘化的外来人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就像地主向冬子伸出橄榄枝一样,很多人也向非主流人士伸出了援助之手。
ps,探讨外国人或边缘人电影中人物的心理归属和情感变化是一种相对主流的方法。这篇影评(观后感受)只是笼统地谈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并没有像冬子那样深入挖掘内心的心理变化过程。下次注意点!